呼之欲出的中国突厥学

去冬今春，书市上相继出现了三本关于突厥研究的新书，分别是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（蔡鸿生著，中华书局出版）、《突厥碑铭研究》（芮传明著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、《突厥历法研究》（〔法〕路易·巴赞〔L．Bazin〕著，耿昇译，中华书局出版）。这对学术界来说，真是难得而令人兴奋的好消息，中国的突厥学已是呼之欲出了。

“突厥”一名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，但在隋唐时代，它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令人生畏的名字。突厥原是6世纪上半叶出现于阿尔泰山南麓蒙古高原上的一个游牧部落联盟，不久它南征西讨，建立了历时两个世纪横跨亚洲的东西突厥汗国。陈寅恪先生曾称“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霸主”，并提出唐高祖曾向突厥称臣。唐太宗时突厥又以20万铁骑直逼京师长安。唐玄宗时突厥混血胡人安禄山还差一点颠覆了唐室。突厥又是中世纪汉文化与漠北草原文化、中亚绿洲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媒介，对中亚到西亚各民族的形成和历史发展都有重要影响。西亚西端的土耳其便是11世纪突厥人西徙与地中海东岸民族混合后形成的一个新民族。土耳其（Turkey）一名就是直接从突厥（Türk）一词转变而来的。对突厥历史、语言、文学的研究很早就为西方学者所重视。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蒙古高原上发现了五块突厥碑文（即阙特勤碑、毗伽可汗碑、翁金碑、暾欲谷碑、阙利啜碑）以后，突厥学便成为东方学中的重要学科，国际上相继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突厥学者。举其要者，有丹麦的汤姆森，俄国的拉德罗夫、巴托尔德、伯恩斯坦、克里亚什托尔内伊，法国的沙畹、德尼、巴赞、吉罗、德国的班吉、夏德、葛玛丽、刘茂才，日本的白鸟库吉、护雅夫、内田吟风等。90多年来国外有关突厥的著作、论文不可胜数。可惜的是，突厥资料最为丰富的中国，突厥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。早期虽有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张星烺、向达等学者在论述西北史地、隋唐史、中外交通史涉及突厥时提出过一些精辟见解，但只是点到为止，未能作出专门深入的论证。1959年岑仲勉先生的《突厥集史》出版，在收集史料和进行考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，可称中国最早一位突厥学者。遗憾的是岑氏不懂突厥语文，他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。80年代以后，耿世民先生在突厥碑文的介绍和翻译方面有所突破。但未能结合中国文献史料作出新的注释。马长寿的《突厥人和突厥汗国》、林幹的《突厥史》是40年来仅有的两部突厥史论著，对突厥的社会性质、制度、文化等都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，但他们都未能利用外国学者大量的研究成果。过去陈寅恪先生是既精通突厥语文又精通中国史、中亚史的学者，曾有人建言请他开创中国突厥学的研究，并开课授徒，然而他却“只开风气不为师”，留下一件憾事。直到今天，本世纪的最后一年，我们才看到了三部学术质量很高的突厥研究著译同时问世，确实令人高兴！

但是，应该指出这三部新书的出现并不是突发的，而是40多年来前辈学者辛勤培育和著译者艰苦努力的必然结果。蔡鸿生是我在50年代中期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，我和他也共同听过陈寅恪先生的《元白诗证史》课和岑仲勉先生的《隋唐史》课。陈、岑两先生在授课中都涉及不少突厥史事，其中一些精辟论点，蔡鸿生能牢记在心，含精咀华，心领神会。他在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的《后记》中坦陈自己受到陈、岑二师的启蒙和教诲，才走上研究突厥的治学道路。由突厥而延伸到粟特、俄罗斯，身居岭南而心系漠北，我非常佩服他这种问学的无畏精神和勇气。芮传明则是复旦大学教授章巽的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，《突厥碑铭研究》原是他的博士论文题目。章先生是西域史和海上交通史专家，素以治学缜密和有独创性见长。晚年他写《桃花石和回纥国》一文，力排众说，独创Tabrac即“大汗”说。芮传明在业师的启示下，在突厥碑铭中继之而起又创“大汉”说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章先生去世后，芮传明又得突厥语专家龚方震教授的指点，在这条冷而又僻的板凳上一坐就是十年，真是“十年磨一剑”，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位对突厥碑文进行全面研究和注释的学者。耿昇早年原是法文外交翻译，后来才进入汉学翻译。20年来译出了大量法国汉学名著，嘉惠学林，功不可没。巴赞这部《突厥历法研究》是专业性、学术性极强的书，涉及历史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民俗学、天文学、气象学、星相学、历法学、人类学、动植物学等许多专业名词和专业知识，没有很大的勇气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很难啃下这块硬骨头的。

这三部书各具特点，反映了当前突厥研究的三种类型。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是综合型的，它由一系列有关突厥史的文章组成，论及了突厥的政治、军事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物产、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，实际上是一部突厥社会史。作者视野开阔，古今融会，中西兼通，持论谨严，令人信服，是古代民族史中不可多得的力作。《突厥碑铭研究》则是考证型的，作者选择了突厥研究上一个聚讼纷纭，不同意见最多的难点，进行重点突破。作者充分运用汉文史料与突厥文资料相互结合，对突厥碑文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研究，不但填补了国内研究上的空白，而且也在国际上使突厥碑铭的解读研究获得新的进展。《突厥历法研究》则是近十年国外突厥研究的代表作，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突厥研究的现状和动向，并更好地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，如重视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比较研究及深入细致的演绎分析的方法。但由于作者未能直接运用史料，因此其中某些论述难免感到不足。如谈到突厥的12生肖纪年，巴赞虽然也提出它从中国民间历法借鉴而来，但却缺乏史料论证。实际上在汉文史料中，东汉王充《论衡·物势篇》就有12支配动物的记载，《北史·宇文护传》中也有12生肖纪年的记载，都比突厥地区最早出现12生肖记载（公元571年，粟特文布欲谷碑）要早。在蔡鸿生的书中也引用了不少中文史料，论证了12生肖源出中国。由此可见利用丰富的中国史料对突厥学的深入研究实在非常必要。